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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皇帝朱元璋向来杀伐果断,做事缜密谨慎,对于文臣武将,用之则取,用罢则舍,对开国功臣胡惟庸自然也适合这一原则,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胡惟庸呢?
且听有书君和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一、皇权不可阻,相权必让道。
朱元璋要推行中央集权制,要把“权头”收拢来,自然要抑制相权。
而胡惟庸热衷权势,奉行的信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
他独任首相七年,一手把持中书省。大小政务,生杀黜陟大权尽揽,而且不知进退,想在“关公门前武大刀”,挑衅皇帝的权威。自恃自己是个能臣,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大臣上奏的密折,他也敢私自拆封。
凡是对自己和盟友不利的奏折便扣押下来,不送达朱元璋手里,有些事务甚至不和皇帝打招呼,自己拍板,一声令下便处理了。
朱元璋心知肚明,看透不说破,但对于相权掣肘皇权,生杀予夺大权受阻他早已深恶痛绝,对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嘴上不说,但已痛下决心,有朝一日必杀之,搬走丞相一职,让后世子孙一劳永逸。
欲擒之,故纵之。于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进行“捧杀”,故意去黄山避暑乐得偷闲,让宰相胡惟庸执政监国,送他一个用权的大好时光。
于是胡惟庸以为皇上对他宠幸有加,肆无忌惮剪除异己,对政敌毫不手软。还借探病为名害死了刘伯温,让自己大权独揽。
在朝堂上,一方面拉拢亲倍施以恩威,另一方而阴谋谋害政敌,把控朝廷,俨然一个新皇上。
朱元璋对于权术收放自如,从黄山回来便把“收权”做为首要事件来处理。胡惟庸挑衅皇权,朱元璋岂能让胡惟庸有好日子过?
二、胡惟庸结党营私,触了朱元璋逆鳞。
胡惟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通天,讨好巴结他的文臣武将络绎不绝,胡惟庸恃宠而骄,自以为有皇上罩着,有恃无恐,拉邦结派。
吉安侯陆仲亨私驾驿车,被主张节俭的朱元璋一顿斥责,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胡惟庸见机与陆仲亨秘密来往,结成朋党。
胡惟庸为了强化自己权势,还芍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接成盟友,朝中大多数老臣尽与他接交,李善长是他同乡,又有举荐之恩,胡惟庸也不忘与之接亲。
胡惟庸结党营私,排除异已,已经大有异心,对朱元璋的大明构成了威胁,朱元璋岂能让他的阴谋诡计得逞?
三、胡惟庸纵子行凶,滥用职权成了胡惟庸案导火索。
朱元璋欲杀胡惟庸久矣,苦于找不到时机。
多行不义必自毙。胡惟庸飞扬跋扈上梁不正下梁歪,小儿子胡长兴骑马纵横驰骋,从马上摔下,被马车压死,大儿替弟出头,打死车夫,被人告到朱元璋处,朱元璋要胡惟庸大儿抵命,胡惟庸以钱财赎大儿子的命,被朱元璋斥责:朝廷的法度何在?对于横行不法者,朕决不饶恕!
后来,胡惟庸与汪广洋左右丞相没有把城国使臣阳须文旦朝贺进呈表章以及大象等贡品向皇帝奏报,被朱元璋问责,于是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一大帮子高官,一起下了大狱。
大家人人自危,于是告发胡惟庸擅权植党的种种劣行,这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便开始彻查胡党。而且一查一个准,最后以谋反罪牵连三万多人论斩。同时,朱元璋立即废丞相制度,改为六部分理,一切大权皆归皇上手中。
“中国丞相终结者”胡惟庸被诛杀一点也不为过,他飞扬跋扈,专权独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朱元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己,时机一到,朱元璋便该出手时就出手,说到底胡惟庸的被杀是政治权术的牺牲品,是相权向皇权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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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不仅是一个布衣出身的成功者,也是一个喜怒无常、疑心很重的君王。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并称明初四大案。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为友,属于明朝开国淮西集团中的佼佼者。从元帅府奏差干起的胡惟庸,确实有过人的能力,才官至丞相高位。在历史上,胡惟庸位明朝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文官,如何在勋贵武将众多的朝野,表现突出,是不容易的。胡惟庸则不然,既有油滑世故之处,也有当机立断的大将之风。在李善长的推荐下,终于坐上了丞相职位。正如刘基的评价: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刘伯温与徐达作为话语权很大的功臣,对胡惟庸不屑一顾,觉得他文化水平低还不说,做人也太放肆,刘伯温甚至说胡惟庸是拉车的马儿,容易扯断缰绳。不过,在朱元璋面前,他遇事小心谨慎,逐步就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和宠信。胡惟庸最终是以心怀异志和谋反罪名被杀死的,其实朱元璋确实不太厚道。朱元璋默许胡惟庸下毒害死刘伯温,最终又把这作为罪名之一。而且,有一个叫云奇的太监,拼死告密,拉缰绳从而阻止朱元璋进入胡家,说胡惟庸在家里布置士兵,打算谋逆。
胡惟庸性格上确实不知道约束,有一些骄横,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心生忌惮。但是罪不至死,也更不会造反。总之,胡惟庸案牵连甚广,株连无辜,成为朱元璋屠戮开国功臣的理由。
朱元璋派人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大批元勋宿将被杀,可谓是悲惨之极。而且,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解决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写成了《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加强了自己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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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立后,一批与朱元璋长期征战的勋旧,多被封赏。当明王朝基业奠定,朱元璋始对王侯将相权势感到威胁。为加强皇权,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兴胡惟庸案。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又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任相7年,权势显赫,遇事多专断独行。牛人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胡惟庸,同时被杀的一句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后又加胡似“通倭”、“通虏”和“谋反”罪,并不断牵连扩大。二十三年,又兴大狱,借口将明朝开国“勋臣第一”、韩国公李善长赐死,同案株连前后被杀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又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乘势下诏取消中书省,罢设丞相一职,“事皆朝廷总之”,加强了专制集权。
胡惟庸案发于洪武十三年。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领和州时的帅府幕僚,和李善长是同乡,又结了亲。因李善长推荐,洪武三年,胡惟庸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全国政务有专决之权,统帅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如果皇帝是一个只顾嬉游娱乐不理国事的皇帝,就不会与胡惟庸这样的大臣发生严重冲突。我们知道,朱元璋不仅不是,他还是开国皇帝。
胡惟庸不仅干练,而且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里时间又很长,大劝在握,威福随心,十年宰相,门下自然结成庞大力量。
朱元璋起于乡野,苦战数十载,建立明朝基业,勘为古今罕见之明主圣君,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一大半,心理自然很不平衡。
这两个人性格相同,都刚愎自用,都好揽权,都独裁,多年的争执,摩擦,各不相让,最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公开化了。
李善长小心怕事,与朱元璋冲突不大。刘伯温自知性情耿直,不做丞相。汪广洋碰了几次钉子,被赐死。中书官有权的杨宪被杀。胡惟庸任期最长,冲突最厉害,被杀后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皇权兼任相权。
胡惟庸被杀是大屠杀的一个引子,公布的罪状是擅权枉法。自此后朱元璋要杀大臣,就拿胡案做底子,随时加进新罪名。
朱元璋可远不止杀了胡惟庸。
在太子朱标生前,开始杀的是不遵守他的律法贪赃腐败的,以及觉得分走了他的权的大臣,其中胡惟庸就是典型。后来杀的是觉得有可能甚至只是有能力在他死后威胁太子朱标的臣将。光胡惟庸一案就杀了三万多人。
等太子也死了,他决定传位太孙朱允炆的时候,原本计划留下辅佐太子朱标的臣将又被纳入了屠杀的范围,蓝玉就是典型。蓝玉一案又杀了一万五千人。再加上空印案杀的数万人。整个大明朝洪武年间,不要说打天下的功臣,就连普通的各级官员也都杀了不止一遍,能善终的寥寥无几。最严酷的时候,以至于朝廷官员每次上朝都要和家人挨个诀别,要是能平安回来就会举家欢庆又多活了一天,那是真正的官不聊生。
要说朱元璋也真是人杰,如此残酷的大规模屠杀手下的文臣武将,所有人都只有引颈待戮的份,要是搁其他朝代,早就被下面的人合起伙来杀掉了。
功成身退、自污求全、功高盖主:汉初三杰的不同人生结局
张良、萧何、韩信,都是给刘邦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刘邦称他们三人为“三杰”,自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及张良,抚慰百姓张罗后勤不及萧何,行军打仗不如韩信。这三人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汉初三杰”,有很多成语的出处都和他们有关。
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汉朝的开国之臣,辅佐刘邦打下下,但是三人的做人和结局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留候张良:功成身退
张良是汉初三杰里面唯一能够独善其身的人。也被称为三杰之首。张良少年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曾经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虽然没有成功,但张良也全身而退,勇气可嘉。传说张良曾拜黄石公为师,有着非常厉害的智谋,为刘邦经常出谋划策,是刘邦非常倚重的杰出的谋臣。张良不但智谋过人,也有着很高的情商,在封赏功臣、建都、保护太子等事情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能够知进退,不贪心,谢绝了刘邦三万户的封赏,而只选择了留地,退隐于深山,而得善终。纵观张良的一生,他精于黄老之术,把道家功成身退的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
文终候萧何:自污求全
萧何是汉初的丞相,也是汉初第一功臣,他帮助刘邦治理天下,在大臣中和民间都有很高的威望,刘邦晚年时对这样的萧何很不放心,萧何为了保命,无奈之下之后做出自毁名声的事情,才令刘邦对他的猜疑稍减。萧何也信奉道家的黄老思想,主张无为,但是终归没有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萧何的后代里也有很多人做了丞相,这又是后话了。
齐王韩信:功高盖主
韩信在汉初三杰里,是最让人唏嘘的一个人物,他少时忍胯下之辱,后来东征西战,为刘邦得到天下立下了不可一世的功劳,也正是这份功劳太大,而韩信处事又不拘小节,是他日后遭到杀身之祸不可忽视的原因,所谓功高盖主,正是韩信的写照。韩信的一生,由萧何举荐给刘邦,建功立业,萧何也曾月下追韩信,留下一段美传,但是韩信身死也是由于萧何的计谋。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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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萧何、韩信,汉初三杰,一个善谋,一个善治,一个善战,都是秦末汉初最杰出的人物。
然而,不同的心性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遭遇有不同的结局。
皆为人杰,但善谋的知道进退,善治懂得取舍,他们都得以高位善终,唯独一个善战的,不知进退,不懂收敛,最后自取其祸。
善谋的人,有的善于谋天下,却不知谋个人,往往结局不好。但张良作为谋圣,既知谋天下,也知谋自己,所以他得以善终。
张良是一个谦让的人。前201年,灭了项羽的刘邦得了天下,自称皇帝,是为汉高祖,随后大封功臣,封了20多人,包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等。
不但这些人,还有一大群封了侯但认为封小了的,以及想封侯而没封的,更是不停的吵吵嚷嚷,吵了一年多时间,只有陈平,一声不响,站在一边,静静的。刘邦没忘记他,让他自己挑选齐地三万户,要封他万户侯,但张良不要,他只要一个小小的留地,所以,张良封了留侯,虽然留侯很小,但张良因此而命很长,实现的富贵终老。
萧何的功劳,在刘邦的眼里是第一的,尽管如此,但萧何一路也不容易,经常遭到刘邦的猜疑。
楚汉战争开始,刘邦东征,萧何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为在前线战斗的刘邦补给兵力粮草,但如此拼命,刘邦却对萧何起了猜忌。刘邦与项羽相持于京索时,战斗激烈,刘邦却特派使者回关中,再三“慰劳”萧何。表面慰劳,实则试探。萧何在谋士的指导下,将兄弟子孙侄中能够打仗的人全部打发到刘邦军前效力,危机才迎刃而解。这是刘邦第一次起疑。
刘邦后来还有第二次疑、第三次起疑,刘邦厚赏萧何,萧何又在召平的建议下,全部辞掉,还捐出全部家财,作为军费,刘邦才初步打消猜忌,后来为了消除刘邦的猜忌,萧何甚至违心的强买民田、民宅,放高利贷,自损形象,才终于彻底消除刘邦的怀疑。
你看萧何功劳虽大,但为了自保,他又是多么的殚精竭虑。
而韩信就不同了。韩信居功自傲,齐地还没完全平定就伸手向刘邦要求封齐王,可当时刘邦正与项羽打得不可开交,正是最不开心的时候,故让刘邦很恼火。项羽死后,刘邦要剪除项羽残部,韩信却鬼摸了脑壳一样,收留了项羽手下大将钟离昧,这就是路线问题了。
人家张良、萧何本来功劳很大,为自保还要如此用心,你韩信不但不用心,还做一些脑壳进了水的事情,除了“兔死狗烹”的因素外,从主观上来观察,韩信真有点找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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